&esp;&esp;但是，有一样东西他无法通过皇权来消弭。自从他即位以来，天下仍然灾异频现，地震、水灾不断，朝野要求按照儒家改制以消除灾异的呼声越来越高。更极端的是，预言汉历中衰、天命转移的流言也时常传到刘欣耳中。

    &esp;&esp;在当时天人合一、天命转移的氛围里，刘欣也不是局外人，同样深信不疑。但灾异、谣言毕竟只是一种现象，其内涵到底指向天子还是大臣，是指向外戚还是蛮夷？其解读却是开放的，也是存在争议的。当一种灾异有多种解释的现象越来越多，那么最终的解释权一定会转移到拥有实权的人物手里，比如皇帝刘欣。

    &esp;&esp;总之，刘欣尽管对汉朝的未来忧心忡忡，但仍然葆有努力振奋、通过改制来力挽狂澜的希冀。

    &esp;&esp;中央的朝局日渐明朗，被遣回新都国的王莽也在重新思考汉家天下。尽管史料匮乏，但以王莽的敏感性格以及他后来所做的事情推断，他应当注意到局势尚有余地：

    &esp;&esp;第一，太皇太后王政君仍然健在，位极尊，无人撼动，中央官员和地方太守里还有一些是当年王氏举荐的人。

    &esp;&esp;第二，傅、丁两家虽然气焰嚣张，但只知奢侈享乐并无大权在握。王莽就国期间，丁太后去世，归葬定陶国。刘欣令舅舅阳安侯大司马骠骑将军丁明送葬，从长安到定陶 21 约1300里，一路仪仗煊赫，耗费公帑无数。在定陶恭皇的陵园，刘欣竟然征集了五万人挖开陵墓复土，以便让丁太后与恭皇夫妻合葬。这件事过于张扬，使得傅、丁两家外戚备受讥议，成为灾异的指涉对象。王氏家族反倒成了公忠体国的“前朝故旧”，被拿来抒发对时政的种种不满。

    &esp;&esp;第三，皇帝为消弭灾异，搞了一次“改元再受命”的Cao作，虽未成功，但透露了皇帝对天命的畏惧，证明他的心性仍可被儒家影响。这就意味着，天下仍然需要君子，需要贤哲，需要圣人。自遣就国那天起，朝中就有人为王莽鸣不平，有人甚至颂扬他是不世出的伟大人物。

    &esp;&esp;有多伟大？圣人可乎？

    &esp;&esp;在西汉，皇帝很少自称“圣”，主要是不敢 22 。而圣人如孔子，有圣人之德，无王者之位，晚年“获麟受命”，却大势已去，不得不绝笔《春秋》，将王者的功业寄托在经书中。孔子终究只是圣人而非王者，为后世所遗憾。

    &esp;&esp;王莽就国的路上，经过许多郡县，常常会有当地名流官员想要拜会他，他却什么人都不见，陪伴他的主要是三名女婢增佚、怀能、开明。他咀嚼着圣人孔子的时运不济，仿佛也在周游列国，不免联想到自己同样空有圣人之德、贤人之能，却没有位置来舒展抱负，为天下开太平。与孔子的命运何其相似乃尔！

    &esp;&esp;古往今来，凡是能被万众高呼推为教主的，无不是自己先有圣人的自诩。倘若自己都不信，如何能够通过行动和言语来感召世人呢？

    &esp;&esp;新都国位于南阳郡，十七年以后，有个叫刘秀的人将从南阳起兵。当下的南阳繁华富庶，新都也是膏腴之地，但这未必能给王莽何种安慰，因为“遣就国”意味着被边缘化。

    &esp;&esp;南阳太守对王莽的归国不敢怠慢，遴选了一名心腹属吏去新都国担任国相。这包含了复杂的考虑：这一时期侯国的国相相当于县令，掌握着侯国实权，列侯名义上是侯国的封君，实际只有食邑的好处，并无治国的权力。列侯一旦被“遣就国”，国相即负有监视和限制之责。因此，南阳太守既要考虑到不违逆皇帝的意旨，把王莽“看管”好；又要考虑到王莽的名誉和身份，不与他为敌，尽可能尊重他。这就需要选一个自己既信任又了解，且具备与王莽交往的资格和水平的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