迟念斟酌着说道：“我觉得我们亚洲国家的很多艺术电影在展现人性和社会问题的时候，总是有种用力过猛的失真感。

    也许第一次看会有很强的冲击力，毕竟展现的东西如此“真实”，如此丑陋，可回过头再看，会发现不协调，不知道是出于创作者的有意还是无意，电影里的人物总是在被异化。

    看似是撕下生活里那层脉脉温情的面纱，通过一次重大事件逼迫事件涉及的每一方都展现出真实的丑陋状态，这个揭露人性和社会真相的过程，也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完成角色跟剧情的异化。

    殊不知，越是让人物丑恶，凶残，卑贱，就越会带给观众一种变相的安全感，因为现实生活经验告诉他们，他们很少或者甚至活到如今都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，这些角色成为了一个个特例，一个个奇观。

    在亚洲观众那里如此，在欧美影展上，大概更是如此了吧。

    为什么不去展现他们的正常呢？

    不管是亚洲人，欧美人，还是非洲人，基础的人性是一样的，我们要让别人看的到不应该是发现新大陆一样的人性奇观，而是普遍的人性问题。

    我们生活里的那些惨剧，在发生之前，在被知晓之前，那些有罪的人，在我们眼里是普通人，正常人。

    在事件发生后，他们看起来也没有变成鬼怪，他们在有的地方被改变了，其余部分延续着曾经的观念跟认知模式。

    就拿家暴来说，生活里的施暴者在别人眼里不是疯子，而是一个正常人，一个会时不时打老婆的“正常人”。”

    卓然吸口气，对着迟念苦笑道：“你这是在要求大师级的表现力。”

    不待迟念说话，卓然接着说道：“我明白你的意思，如果按我们之前的构思去拍，那是把不同人的‘坏’放大来展现，他们成为一个又一个的‘坏人’，因为是坏人，所以不可原谅。

    而在展现这种‘坏’的时候，人物被扭曲了，无意中因为创作需求，成为了人性奇观。

    而你想要的，是展现人物的正常，正因为他们是“正常人”，所以才格外不可原谅，人类真正的懦弱和卑劣在这种时候才展露无疑。

    就像今天曹燕分析里的二姐，比起原先的那个二姐，她更真实，社会新闻里会说死者家属强烈要求对杀夫的妻子处以死刑，却不会知道死者家属究竟在想什么，‘家属’两个字就足以涵盖一切，读者可以毫无心理负担地把他们妖魔化，觉得他们不可理喻，愚蠢透顶。

    而如果我们能拍出曹燕分析里的二姐，她也许不再那么的‘坏’，她不再是妖魔化后的样子，可绝不会因此得到开脱，她是个正常人，所以她的选择在复杂里呈现出真实的人性，正是这种人性，是社会无法解决的症结，充斥着更深层的绝望和无奈。

    二姐不仅是在陈罔市和弟弟之间选择了弟弟，而且也在弟弟和家庭之间选择了家庭，所以她无法有足够充沛的愤怒与情感。”

    迟念听了不由地点点头，觉得卓然的理解了她的意思。

    “我们要做的，不是给普遍困境一个确定无疑的答案，那就必然落了下乘，谁面对生活的时候能得到一个明明白白的答案？简化是取巧的办法，一切都是这个社会/政体/制度的错，这就完了么？我们摧毁我们所提出的问题症结，这种困境就会消失无踪吗？

    如果我们的电影，让观众看完能轻而易举地去总结出一个结论，给出斩钉截铁式的解决办法，那我们就失败了。

    生活从来不是轻而易举的，也不存在什么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，人类的社会问题就从来不曾被真正解决过，不幸的Yin影永远跟在一部分人身后，我们唯一能做到的是让观众警惕它，避开它，而不是傻乎乎想：女主角值得同情，但我才不会是那个悲惨的主角，我比她勇敢，比她有主见多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