潘柏雷截断她：“你何苦拿这么极端的想法来折磨自己？你不是不知道他在乎你。”

    梁芝欢冷冷一笑。

    “但他，更在乎他的自尊心和事业。”

    从纽约回来后，潘柏雷觉得梁芝欢变了。

    她很少再顶着浮肿的眼睛来上班。嘴里不再挂着毕正的名字，也不主动跟他提及与毕正有关的话题。

    一个人静坐的时候不是发呆，而是陷在某种情绪之中。

    曾经偶尔听到被抛弃的流言会慌乱的她，现在变得沉着而平静。

    他不觉得这是好事。

    因为唯一没变的是——她很少笑。

    潘柏雷劝过她回上海住一段时间，但她苦笑着反问他。

    “我怎么跟他们说？芝荣九月份就要去德国念书了。”

    他这才松了口气。

    至少她还想留在这里，等毕正回来。

    只是，看着她日益消瘦和憔悴，潘柏雷完全无所适从、有心而无力。

    他不大会照顾人，只会不停地用一句话来鼓励她撑下去。

    “阿正一定会回来！”

    每次他这样说的时候，梁芝欢或者沉默地盯着某个方向，或者淡淡地回两个字：“是吗？”

    八月初的一个礼拜五下午，他们去外面开会。驾车经过球馆，梁芝欢忽然问了一句：“你有多久没打网球了？”

    他像是被噎住了一般，说不出话。

    “是我连累了你。”她朝他凄然一笑，“你也被划在了界外。”

    “所以等那个混蛋回来，我不会轻易饶过他！”他咬牙切齿地说。

    “万一……他不回来呢？”梁芝欢的嘴角有一抹诡异的微笑。

    潘柏雷愕然地望着她、以及脸上令人悚然的漠然。

    他觉得她已经把自己内心的恐惧封闭起来，不让别人——甚至被自己察觉。

    就像那个濒临绝望的、并且坚持的希望屡次破灭的人。

    她就像一根紧绷的弦。

    只是万万没料到，这根弦会断得猝不及防……

    就在那天晚上，潘柏雷在家忽然接到梁芝欢的电话。她哭着问他，毕正是不是不回来了？

    他听到电话里有汽车的喇叭声，紧张地问她在哪里？

    “柏雷，你告诉我，毕正是不是不会回来了？”

    “你先告诉我你在哪里？”

    “我不知道在哪里……我没有地方去了……他要是不回来我怎么办？”

    梁芝欢一边哭一边说，最后嚎啕大哭。

    无论他再问说什么都没有应答，电话里只有她哭泣的声音。